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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我也时常回老房子转转

说到下一周的考试，最要命的就是国际文化思潮，那个思潮得了。学的东西如下

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愈加反复地思索，
它们就愈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
有加无减的赞叹和敬畏
——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

——康德墓碑铭文

Two things fill the mind with ever new and increasing admiration and awe, the 
more often and perseveringly my thinking engages itself with them: the starry 
heavens above me and the moral law within me. －Kant

德国入常的外部环境及前景

    德国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改革方案上都支持安南在联合国改革报告[1]上提出的A方案，即6加3，增加6个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和3个经选举产生的非常任理事国，其中非洲和亚太地区各有两个常任席位，欧洲和美洲各增加一个常任席位。德国认为自己最具有资格成为常任理事国，并且与日本、印度、巴西结成“四国联盟”，互相支持对方。但这四国遭到了“咖啡俱乐部”的强烈反对。其中针对德国的主要是意大利和西班牙。本文就将从国际社会主要国家对德国入常的反应这一角度来分析一下德国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的外部环境和前景。

    一、各国对德国入常的反应：

   美国是当今国际社会中的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自身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由此美国的态度对于德国的入常之路显得相对的重要。美国对联合国改革的最新的思路是：在安理会扩大问题上，主张把日本、印度和巴西接纳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再像过去那样提议接纳德国为常任理事国，取而代之的是主张给欧盟一个集体的常任理事国席位。美国政府已经非正式地表示反对德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主要是源于美国对伊拉克战争以及美国维和部队的官兵寻求免受国际战犯法庭起诉的豁免权问题上德国的立场的报复。可见美国是不支持德国加入常任理事国的。这对于德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英法一直以来都是欧洲的传统强国，与德国在地缘政治上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上英法同时也是五常之一，因此德国的入常外部环境也不得不考虑到英法。一直以来英法皆表示支持德国和日本进入安理会，但有一个前提条件是德国入常不能拥有否决权。这一提法可能不会让美国感到满意。作为美国的“铁杆盟友”英国在这一问题上与美国背道而驰并不是意味着英美之间存在什么矛盾而是主要源于英国传统的外交观，即在美国与欧陆主要国家之间以及欧陆主要国家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在对待德国入常这一问题上反对呼声最高的莫过于意大利。意大利由于国内民族、宗教、传统、文化等种种因素始终制约着本国的发展，始终处于欧陆各国中地位较低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意大利放弃了成为欧陆大国的政治诉求。意大利反对德国入常主要是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德国一旦入常，意大利的邻居又会多了一个“法国”，再加上英国的存在，将会使得意大利在很长时间内都很难在欧洲有所作为，都将会排在英、法、德之后。德国一旦入常梦想成真，意大利就将成为唯一没有常任理事国地位的欧洲“大国”，孤独与寂寞感将可想而知。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五常之一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也显得越发活跃。中国面对这一问题含蓄地表达了对德国的支持——“德国在欧洲及世界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希望看到德国在国际上进一步发挥重要影响”。中国的这种态度主要是源于在伊拉克战争后，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态度的新变化。即中国政府需要从团结其他国际社会主要力量制止美国的单边主义，维护安理会的权威和效力的战略考虑，而德国强大的实力和在欧洲的地位，使得其成为中国的首选。

    第三世界国家对德国入常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委内瑞拉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委内瑞拉公开地在不同场合表示不支持德国入常。这其实代表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普遍共识。因为欧洲的常任理事国已有英国和法国，再加一个德国不符合联合国安理会组织结构上的公平原则，安理会扩容不是要增加发达国家尤其不该加入发达的欧洲国家，而是应该增加第三世界国家的席位。

    二、德国入常前景

    通过对上述六国对待德国入常问题的反应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第一，德国加入常任理事国的希望是存在的。德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都是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认可的，德国成为常任理事国，可以更好的发挥自己对国际社会的作用和贡献，并且德国的入常之路得到了英、法、中这现任五常当中的三家的支持，而且德国近年来在ODA项目上的大力投入这一切都为德国入常增添了不少砝码。

    第二，德国即便入常成功，也不会拥有和现任五常完全一样的权力。英法就已经明确表态，德国入常如想成功就必须放弃否决权，众所周知，否决权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享有的权力中最实惠的权力，德国入常如果不能拥有否决权那么也不能够完全让自我得到满足，其地位与非常任理事国相比并没有特别突出之处。因此不能够拥有否决权可能会使德国的入常热情大为降低，除非德国在其他方面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和补偿。对于没有对是否拥有否决权明确的表态的中美俄而言，尽管三国如今没有明确表示，但是可以预料到，他们对于否决权的态度在大原则上基本是和英法保持一致的，因为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的“蛋糕”被切小。

    第三，德国入常最大的困难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公平均衡原则。欧洲已经拥有了英法俄三个常任理事国席位，再给欧洲增添一个德国席位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并且随着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实力的强大，安理会改革可能会更加照顾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新增加的常任理事国更多的会产生在第三世界国家。尽管德国对二战的历史问题认识深刻，尽管德国为入常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德国始终是二战的战败国，在联合国成立当初就没有能排除英法，如今试图加入英法的“常任俱乐部”不会比当初简单。

    综上所述，由于美国的不支持，英法的半支持、“邻居”意大利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力反对，在已经拥有了英法的欧洲，除非是遇上影响极大的突发性事件，德国加入常任理事国的前景，将会是很不乐观。

主要参考书目及网站：

1、 方长平 《联合国要重新排座次》，《中国新闻周刊》，２００４年总第１８９期

2、 国际先驱导报 2005年03月22日 第一版

3、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ggrqjp/710886.htm

4、 http://www.chinanewsweek.com.cn/2004-07-30/1/3997.html

5、 http://news.sina.com.cn/o/2004-09-14/02433655613s.shtml

中国外交史案例作业之三：

小议晚清“以夷制夷”政策的失败

       “以夷制夷”即利用西方列强在华利益上的冲突和他们固有的矛盾，使其互相牵制，来达到避免一国独霸中国和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目的。[1]它是春秋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理论与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晚清政府在其后期推行的主要对外政策。在历史上有很多国家都曾成功的利用这一政策为自己很好的服务，例如日本曾在日俄战争中联英制俄，美国曾在独立战争中联法治英。但是清政府的“以夷制夷”虽然在短期内取得某些成功，如“马嘉理”案，但总的评价是失大于得，是失败的“以夷制夷”。本文将从“以夷制夷”政策的两个必须条件上来论证晚清“以夷制夷”政策的失败。

       “以夷制夷”政策得以良好实施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个是采用这一政策的国家必须具有一定的国家实力作为保障；第二个是“夷方”具有甘被“利用”也不愿舍弃的利益。从这一角度看晚清政府在当时的条件下完全不具备上述两个条件。

       “以夷制夷”政策本质上是一个弱国政策，是弱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一种手段。因此“具有一定的国家实力作为保障”并不是要求国家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从而能够影响外国的决策，而是指国家具备最基本的完整的主权，能够独立决定自己的内政外交政策。而清政府自两次鸦片战争以来便成为列强侵略宰割的对象，国力山河日下，一步一步地丧失国家主权，特别是《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完全成为了列强统治侵略中国的工具，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这种背景下采取的“以夷制夷”政策根本不可能“制夷”，恰恰是“被制于夷”。1894年清政府提议与英国结盟对付俄国和日本，结果非但遭到英国拒绝，并且为了对付俄国，在日本对英国侵华利益表示尊重之后，英国就积极地支持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902年英国还与日本结成了同盟。清政府根本不具备一定的国家实力来保障“以夷制夷”政策的良好实施

       另外，列强在侵华问题上尽管存在种种矛盾，但是因为有“门户开放，一体均沾”的条款，列强之间往往不会相互斗争而是相互勾结来共同实现在华利益的最大化。然而清政府在这一点上直至灭亡的那一天都没有清醒地认识，臆想通过拉拢某一个国家来制约另外一个国家，但实际上列强之间早已经形成默契，即便是结盟也只是言大于行，实质上是更好满足自己的侵略需要。清政府苦心经营的“以夷制夷”往往会导致“夷夷联合”.列强之间在中国根本不存在需要牺牲的不愿舍弃的利益而是或联合或斗争的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清政府的“以夷制夷”政策根本无法影响到列强的对外政策。

       由此可见，清政府实施“以夷制夷”政策所赖以需要的两个基本条件都是不具备的，在这种基本条件都不具备的前提下，“以夷制夷”政策的失败是不奇怪的。而这一政策所取得的一点点成就只能是缓解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根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留给我们今人最大的启示就是在国际社会中寻求国家的发胀和安全根本不能依靠外力，发展自我，实现自身的强大再适当的辅之以外力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兴旺发达。

中日历史问题中的靖国神社问题

卢柯帆[①]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中极其敏感的话题之一，靖国神社问       题的实质就是如何正确历史的问题。近年来日本政要频繁参拜靖国神社，     使得这一问题在诸多影响中日正常关系的问题当中格外凸显，如何正确          对待这一问题，对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都显得更加的重要。

[关键词]：历史问题 靖国神社 中日关系、特殊文化 外交陷阱

            历史问题一直以来是影响中日双边关系的重要问题之一，是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瓶颈，然而近年来，日本政要频频参观靖国神社，尤其是小泉纯一郎作为日本现任首相四次参拜靖国神社，致使中日关系跌倒谷底，使在影响中日双边关系的问题中历史问题更加凸显，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一、     靖国神社问题的由来及实质

        靖国神社又叫招魂社,曾经是由日本国家管辖的军部设施,直接隶属日本陆军省和海军省。明治维新后,日本先后对外发动侵朝战争、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此后,日本在全国各地修建了许多忠魂碑,护国神社等,专门祭祀对外侵略的战死者,宣扬出征殉国者将成为靖国、护国之神。靖国神社成为军部动员出兵海外,激励皇军将士“以身殉国”、“为国捐躯”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二战结束后,日本实行政教分离政策,国家不再出资维持神社。但是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试图东山再起,把靖国神社变成重温旧梦的地方,竟然把东条英机等14名日本甲级战犯,以及近千名乙级、丙级战犯作为为国殉难者来祭祀。从战后开始,日本国内就一直有一些政要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1985年8月15日,在日本战败日这一天。中曾根康弘首次以首相身份对神社进行所谓的“正式参拜”。此举遭到日本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和抗议。在此之后,在日本的政要中,总理大臣迫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都会避开8月15那天去参拜神社。但总有一些内阁成员或公或私去靖国神社进行参拜。[②]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从此产生。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实质是日本政府如何对待过去的侵略历史。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的牌位80%以上是在二战当中丧身的，神社内的陈列品也是别具匠心，处处体现的是对这些亡灵的吹捧和歌颂，靖国神社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祭祀的场所，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文化价值观，它的存在已经超越了宗教与文化，加入了政治因素，成为了一个宣扬军国主义文化的象征，成为了日本右翼势力美化侵略历史的工具，日本政要不断参拜靖国神社证明日本官方对侵略历史一直没有一个事实上的认识。正如一名日本人指出的，参拜不过是一个幌子，“靖国神社本身就是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历史的象征，首相正式参拜就是肯定侵略战争。”[③]

二、     日本政要为何执意参拜靖国神社

      每次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总会得到来自国内人民和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谴责，但是尽管如此日本政要，包括小泉在内的参拜情结仍然不死。小泉首相上台后,四次参拜神社，并且公开宣称“无论是怎样的战争,对于所有不得不为国捐躯的阵亡者,我都会表示敬意和感谢”，“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经不是罪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是单方面的审判”。面对亚洲邻国的抗议和反对,日本的内阁官方副长官、自民党干事长代理安倍晋二在报告时强调“重要的是要连续参拜下去,这样一直坚持下去,就不至于每次都提抗议了”。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外的反对力量就将习以为常,就不再反对了。另外安倍晋三还鼓吹“下一届首相同样也要参拜靖国神社”[④]。可见日本政要的参拜情结是如此的“执着”，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首先，从文化上来说,日本文化中的民族观和宗教观比较独特。日本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语言历史和文明程度都高度的统一，同时日本又是一个岛国，从岛屿看世界不仅会缺乏一种安全感，也会产生一种“日出之国”、“天下第一国”的优越感。缺乏安全感使得日本时刻提防着他人，充满优越感有使日本自命不凡形成唯我独尊的民族心态。正是这种矛盾的民族心理使得日本在“二战”战败后,宁肯承认是被美国人打败,却决不承认同时也是被中国所打败。并且试图否认战争的失败，而美化其为“暂时休战”。抱着民族优越感的日本右翼分子对中日之间的这段历史一直不肯实事求是的看待，一直不甘心军国主义的失败，因此把参拜靖国神社作为宣扬军国主义的一种工具。再则，从宗教心态角度来看,在宗教信仰上,日本没有国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在日本都很有市场，并且日本的宗教具有多样性和随意性一个人可以同时信仰几个宗教。因此在日本,一些信徒对宗教信仰缺乏一种“虔诚如一”的心态,只是作为需要时的一种心情,或寻找一种基本感觉。并且在日本人看来，人死后就变成了神，生前的任何过错都会得到原谅和宽恕。民众的这种矛盾的民族性，功利的宗教信仰和“死后成神”的心态被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所利用,使之有了拒绝承认侵华战争罪行的社会基础。这同时也是日本右翼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坚持错误的历史观的深层思想根源。

      其次，从经济角度上来说，这包括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其一，对内来说，冷战后,日本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日本经济长期以来在国际上成绩骄人,发展迅速。但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繁荣的“泡沫”终因银行的不良债券,徒劳的公共事业投资,内需扩大的失败,企业开工严重不足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而破灭,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尽管冷战后历届政府均采取了恢复经济景气,或经济改革的对策,但一直没有能摆脱经济萧条的局面。难以打开局面的政治家只好在别的问题上转移民众的视线,把参拜靖国神社作为提高国民自信心鼓舞士气的一种手段。[⑤]其二，对外来说，日本一直以来把中国视为实现争夺东亚地区霸权的最大竞争对手，特别是接受了美国大加渲染的“中国威胁论之后”，对比自己的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又是眼红又是无奈，由于中日在经贸方面唇亡齿寒的紧密关系，日本不可能在经济方面直接制约中国，因此日本政要选择曲线救国道路，在历史问题上、台湾问题及东海问题等问题上大做文章，企图以此干扰中国经济发展的视线和方向，并且在国民中制造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感到的压力和挑战的不安心理，渲染所谓的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虚构出中国的军事威胁，极力使日本的国家发展道路右转。而作为中日关系中最敏感最易操作的参拜靖国神社则成为了首选。

      再次,从政治角度来看,目前活跃在日本政治舞台的新生代政治家们，特别是参加防务和外交领域的少壮派政治家们，他们心中没有战争的负担，淡化了历史负罪感，他们虽然愿意就过去的历史问题做出一定得反省，但不希望亚洲邻国老翻“旧帐”。“五五政治体制”结束之后”，日本一直试图实现政治大国的抱负,强调日本回归为“普通国家”,摆脱历史的沉重包袱。他们认为参拜靖国神社属于“内政”问题,因受到中国、朝鲜、东南亚国家的反对,首相就中止正式参拜,是“轻易地屈服于外国的恫吓,歪曲了国家的根本”[⑥]。同时，“参拜”实际上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行为本身已成为日本政治家进行国内政治角逐的一种策略。为了迎合右翼势力的需要，靖国神社中供奉的牌位的家属选民的支持，以及迎合国民期盼强势政治家出现的心理,摆脱战败国的“耻辱地位”，小泉必须通过参拜靖国神社“大胆的举动”为自己树立形象,表现出强烈的“我行我素”、“敢于说‘不’”、“敢做别人所不为之事”的政治风格,拉拢部分情绪浮躁的民众,维持较高的民意支持率。并且小泉执政以来，内政改革上屡屡碰壁，一直不见成效，民意支持率与上任初始下降了很多，为了继续保持政治上的优势，参拜靖国神社是小泉的最佳选择。

三、     中国对参拜问题的思考与应对办法

      日本政府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面的丝毫不肯让步，以及其在历史问题其他方面的挑衅，使得中日关系十分微妙。中国政府如何在这场长期、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将是中日在亚洲地缘政治斗争中的关键之处。

      首先，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最该做的就是保持一颗冷静克制、自主发展的头脑，摆脱日本以历史问题为诱饵的外交陷阱[⑦]。四年来小泉置中国政府的抗议不顾，置中国人民的愤怒不顾依然我行我素参拜靖国神社，原因在于中方的抗议正是小泉需要在国内塑造独立自主地政治形象以掩盖其国内改革败绩的结果。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其执掌首相大印之后的事情，可见参拜与否对于小泉来说并不是一个原则性问题而是小泉实现其政治意图的工具。四年来，借着中国政府的抗议声和民众反日情绪的高涨，小泉不但巩固了自己在党内、政界的地位而且还迎合了“政治强国”的政治诉求，支持率依然保持在45%左右。再则，小泉政府利用参拜以期激怒中国反日便可以反过来加强日本国内的厌中情绪和危机感，尤其是前不久发生的抵制日货游行示威事件，让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局限于中国民间反日是政府反日教育的结果，认为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是反日教育。使得中日民间之间的误会与差距越来越大。如此一来日本民众的危机感将极其有利于小泉政府推动修宪和国家安全体制改革，使少壮派政治势力实现日本政治大国的步伐向前迈出重要一步。在此种背景下中国政府保持克制冷静的头脑是非常必需和务实的，对待日本既不能太强硬致使中日越走越远，也不能太软弱从而受到国内强硬势力及民众的压力。既不能纠缠在谢罪与道歉的细节问题上，也不能放弃历史牌不打。而是应该“以史为鉴”将历史问题作为中日关系的一面镜子防止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或狭义民族主义对日本国家走向的干扰。

      其次，中国政府应该对日本包括少数中国学者在内的以“特殊文化”为由为参拜靖国神社开脱进行批判。上文已提及在日本的“羞耻文化”，以及文化当中人死之后便成了神，人们不再追究他的过错。这一点单从文化角度本身无可厚非。但是清楚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人都知道，日本士兵在出征前都会以“让我们在靖国神社见吧”这句话来相互鼓励。由此引申就是只要有靖国神社存在，只要战死，无论是为何而死都会成为神。这样神的文化就不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产物了，而是靖国神社的产物。靖国神社里在侵略战争中成为的“神”根本不是日本文化中定义的“神”，前一个“神”是根本不被认可的，因此就不具有被参拜的资格。执意对其的参拜只能是美化侵略历史，就根本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问题。再则，在日本经典《古事传记》一书对神作了以下注释:[⑧]“从古典中所见的诸神为始,鸟兽草木山海等等,凡不平凡者均称为神。不仅单称优秀者、善良者、有功者。凡凶恶者、奇怪者、极可怕者亦都称为神。”可见日本的神是并非完全是美好的东西，如果非要把在侵略战争中丧生的日本军人定义为神的话，那也是牛鬼蛇神，是不值得人们去膜拜的。由此可见，用文化牌来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开脱是显然站不住脚，经不起推敲的。

      再次，中国政府应该在参拜问题、历史问题与日本的斗争上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中韩两国之内，而是应该将中日之间的纷争扩大到国际范围内，善用国际机制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年的大背景下，让国际社会更多的了解日本侵略历史的真相，以软实力形成对日本“皇国史观”的巨大压力。日本正在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会席位，中国政府应当提醒日本及国际社会不要忘记联合国正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产物，日本首相年年参拜的甲级战犯正是反法西斯战胜国主导的“东京审判”的结果。因此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不仅仅是中日之间的问题，也是日本与遭受过日本的侵略与殖民统治的亚洲各国之间的历史问题，更是与反法西斯战争的战胜国之间的历史问题。要“让日本社会明白历史问题不单单只是对中韩人民的挑衅的个别问题，而是一个关乎是非黑白的普世正义为题”[⑨]。

四、     结束语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不在于以“官方身份”还是以“私人身份”，关键在于日本对过去的战争持有什么观点，向国内外传递了什么信息，是关乎曾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亚洲人民感情的问题，也是关乎中日国家未来走向的问题。应该承认中日关系对双方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不仅关乎两国的国家利益,而且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尽管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对中日关系发展有着消极的影响,但是在努力跨越障碍的基础上,中日关系仍将会有所改善。这将取决于中国政府在与日本政府就历史问题的交涉过程中是否做到有理有节，是否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找到主动出击的新思维，也将取决于日本政府是否一如既往的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正如中国学者张炳月先生在《靖国神社与日本人》一文中指出：在甲午战争以来侵略与被侵略历史形成的日本人与中国人的历史观的对立难以改变。也许只有当靖国神社的亡灵不是被当作精忠报国的英雄来褒扬，而是被作为侵略战争的牺牲品来哀悼的时候，中日两国由于参拜靖国神社而产生的政治感情冲突才会消失。                                                    

参考文献：

1、任占娟：《参拜靖国神社与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成都，《天府新论》，2004年12月

2、逸铭著，《靖国神社——中日关系的一个死结》，北京，《国际纵横》2005年第二期    

3、高洪：《中日之争将长期化》，北京，《国际先驱导报》，2005年6月03日

4、寇春莹，魏桦，《靖国神社——中日关系的一个瓶颈》，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5、张望：《北京谋求摆脱日本外交陷阱》,香港，《信报》，2005年4月16日

6、祁隆：《靖国神社揭秘》.，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3月

7、于涛：《福冈法院判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违宪法》，北京，《参考消息》,2004年4月8日